基层刑事难办案件公诉方法浅析
程晋意 张浩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法治建设迈出重大步伐,司法体制改革有效实施;提出新时代要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深化依法治国实践;强调要深化司法体制综合改革,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市检察院明确要求,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切实“把案件办准办好”,实现“明辨是非、定分止争”、“息诉罢访、案结事了”、“促进管理、创新治理”三重境界。随着司法体制改革全面深化,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给公诉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对基层检察机关处理重大、复杂、疑难等难办案件,提出了更高质效要求。尽管理论界针对刑事难办案件做了一些探讨,但鲜少从司法实践探讨刑事难办案件公诉方法。本文试图结合本院公诉工作正面经验和反面教训案例,对基层难办案件概念原因进行分析,进而根据哲学有关方法论、法律逻辑、刑事法理知识以及工作实践体会,对刑事难办案件公诉方法进行初步探析。
    一、刑事难办案件概念界定
    随着社会矛盾多元化和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更高期盼,刑事难办案件呈现一种增长趋势,成为了理论界和实务界不可回避的课题,但是目前“难办案件”的含义和界定的标准尚无定论。“难办案件”与“疑难案件”、“重大案件”、“复杂案件”等相似概念均视为与“常规案件”、“简单案件”相对应的一类案件。苏力在《法条主义、民意与难办案件》一文中认为“难办案件(hard case)是指事实清楚却没有明确的法律可以适用,或适用的结果不合情理甚至有悖‘天理’(所谓自然法),法官因此面临艰难抉择,需要‘造法’或者通过解释‘造法’,但这有悖于执法者的角度,受制度制约,而且可能引出坏的法律”。
    从我国基层检察机关公诉工作角度来看,“难办案件”与“疑难案件”、“重大案件”、“复杂案件”三类案件相比,其概念的外延要更宽广,包括但不限于三类案件,与三者在概念上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笔者认为,“刑事难办案件”是指,与常规刑事案件相比,在事实认定方面、法律适用方面存在较大分歧或者因社会、政治以及案件事实复杂等因素导致难以办理的刑事案件。具体包括以下几类:一是在事实认定方面有疑难,或者法律适用方面有困惑的刑事案件,同时涵盖随着社会发展而出现的新型案件和边缘案件;二是因个案的特殊性、社会特殊时期导致的社会影响重大、群众反响高或者政治敏感性较高的刑事案件;三是因被告人、被害人、事实数量过多导致案情复杂案件。四是其他因个案、类案比较特殊而比较难办的非“常规、简单、易办”案件。
    二、刑事难办案件的成因分析
    (一)客观因素
1.刑事法律规范自身缺陷
(1)刑事法律规范的滞后性。社会是发展中的社会,刑事矛盾随着社会的发展层出不穷,而法律的制定先于社会发展,立法者对未来社会认知的局限性,导致确定的刑事法律规范不可避免地滞后于社会发展,从而出现新型难办案件。
(2)法律语言的模糊性。法律语言是贯穿于法律的制定、研究和运用过程中的语言文字表意系统,其最大特点在于精确,精确性是法律语言的灵魂与生命。但是在实际立法或司法过程中,往往难以十分准确地对事物进行一一界定,这时立法者就不可避免地运用模糊性的表达方法,以期包容无法准确界定的事物,使法律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因此在法律制定的那一刻起,就存在法律的内容或者语义出现争议的问题,这是人类理性无法消除的一种客观现象,刑事法律规范亦不例外。
(3)刑事法律规范解释方法的局限性。面对法律规范出现的滞后性与语义模糊性问题,往往通过法律解释方法来解决,常用的法律解释方法包括文义解释、目的解释和体系解释。在司法实务中,法官会根据不同案件的具体解释需要来灵活选择相应的法律解释方法,但由于刑事法律的特殊性,按照“罪刑法定”等原则要求,刑事法律规范的解释方法选择受到局限,例如禁止“类推”等解释方法,往往会出现部分刑事案件的法律解释结果合法却不合理,甚至会出现选择性适用或选择性不适用某一司法解释的情况。
2.政治、社会影响因素
正如前文所述,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公诉工作中的刑事难办案件不仅包括刑事疑难案件,还包括重大、复杂、新型、边缘案件。重大、复杂刑事案件的产生往往不仅取决于案件本身,有的更多取决于当时的政治环境或者社会对案件的关注度,该类案件在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上可能没有难度,但是特定时空条件下的政治、社会因素影响特定案件的敏感度,从而针对该类重大、复杂案件,需要采取不同于常规案件的公诉方法。例如,司法人员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处理案件,案件的处理符合实体法与程序法规定,但当事人及社会公众却感受不到公平正义或不够公平正义,法律效果与政治效果、社会效果不尽一致的情况。
(二)主观因素
1. 不同法官、检察官之间的司法理念、司法经验差异
在公诉工作中,刑事难办案件不是绝对的,而是一个相对的概念。针对不同的承办法官、检察官,可能会产生不同的难办案件,有两点原因:一是不同法官、检察官的司法理念有所差异。由于法官、检察官法律素养、自身性格、人生经历等存在差异,在司法理念的态度上不尽一致,如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把握程度、受“法条主义”的影响程度等,更加之法官、检察官办案终身责任制的确立,使部分法官、检察官不敢越雷池半步,过分审慎地机械适用法律。二是不同法官、检察官的业务水平、工作经验、人生阅历等有所差异,对该案是否是“难办案件”的主观定义有所不同,特别是案件复杂或者政治、社会影响较大等案件,案件办理难易程度受法官、检察官自身业务水平、司法工作经验的影响较大。
2.检察官与警察、法官之间司法理念和经验差异
在刑事诉讼中的职能分工不同,三者职责分别处于刑事诉讼过程的不同阶段,根据刑事诉讼的客观规律和法律规定,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所代表的侦查环节、审查起诉环节、审批环节对证据的要求程度不同,容易造成三个部门在证据的把握和法律适用上产生一些认识分歧。此外,还存在部分公安机关及侦查人员“侦查为中心”向“审判为中心”理念转化不到位,侦查取证存在瑕疵缺陷,部分检察人员不够重视司法技术,运用证据、适用法律来指控、证实犯罪的力度不够,部分公诉人、审判人员在庭审及法律文书(起诉书、判决书)等方面释法说理不到位为当事人不接受,甚至出现检察官与法官在证据采信、证明标准和适用法律方面存在较大认识分歧。
三、刑事难办案件公诉方法浅析
在刑事难办案件的公诉工作中,公诉方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适当、不充分的公诉方法可能会导致公诉的失败。我院在2013 年办理的一起妨害公务案件中,被告人邬某某因土地赔偿纠纷到施工工地阻工,民警到现场给邬某某做思想工作后,邬某某仍然阻工。民警在传唤邬某某的时候被邬某某、传某某、王某某等村民以踢打、抓扯的方式暴力妨害执法,致使民警无法将邬某传唤至派出所,并阻碍民警执法过程中致使民警受伤。该案起诉至法院后,法院以被告人诉求有理、开发商赔偿补偿不到位、公安执法不规范为由请示中级、高级法院,中高级法院也到基层听取各方意见,最后以情节显著轻微为由拟作无罪判决,建议检察院撤回起诉。本案固然事出有因,但却不足以认定为无罪。总体分析,导致该案撤回起诉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法检两家对案件性质、刑法因果关系、犯罪行为现象本质关系、以及涉众型袭警犯罪危害性的多方面的认识分歧,公诉人审查起诉没有及时补强证据、出庭公诉指控力度不够、一审协调沟通不到位、对上请示报告不及时等。本案作为反面案例,教训值得汲取,如果充分运用适当的公诉方法,撤回起诉完全可以避免。本部分内容从以下具体几个方面,用我院公诉真实的正面经验案例,探讨如何运用公诉方法在确保不出现冤假错案的前提下积极公诉,不断提高公诉质效,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公诉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一)从现象到本质,把握犯罪行为本质,准确认定犯罪事实
我院办理的刘某某受贿案中,行贿人与受贿人负责的发包方,签订了相关工程承包合同并支付工程款项,初查时仅发现支付价款高于市场价格。侦查阶段,发现受贿人向行贿人出具过一张10 万元的书面借条,行贿人给了受贿人哥哥10 万多元的证据(二人并无实质经济业务往来),受贿人及其哥哥只承认借款、不承认受贿,行贿人模模糊糊但又无法解释清楚,对此本院也存在异议,经研究决定提起公诉,起诉后行贿人也一直翻供、且只承认是借款。该行为在表面上工程合同及价款支付看似合法,借款合同好像也成立,但二者系工程合同、付款的相关方,又是借条的相关方,将二个行为联系在一起,透过借条现象结合行为动机来分析,该行为并不是单纯的市场行为,恰恰是以借条的假象掩盖受贿的本质,虽然行贿人在最后关头承认借款是假、行贿是实,但受贿人一直拒不承认受贿,却又始终无法自圆其说借条。公诉人认为不仅支付价款明显高于市场价格,而且以真实借条掩盖虚假的借款、以虚假借款行为掩饰真实受贿行为,一审法院最后认定这种具有隐蔽性和欺骗性的受贿方式。
犯罪学现象与本质是表示事物的表里及其相互关系、反映人们对事物认识水平和深度的一对哲学范畴。本质是事物的根本特征,现象是事物本质的外部表现,透过现象把握其本质是科学的基本任务之一。我国刑法上的罪状是指刑法分则条文对犯罪具体情况的规定和描述,有的叙明为罪状,有的通过司法解释明确为犯罪行为,有的还要结合动机目的来判定,有些犯罪行为形式貌似合法,实质为犯罪行为,因此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由表及里才能准确把握案件事实。随着犯罪手段多样化、智能化、新型化,犯罪隐蔽性、欺骗性和反侦查性不断增强,检察机关既要看到有别于犯罪的现象行为,又要透过现象看到犯罪的本质行为,由表及里、深入挖掘犯罪行为及其危害的客体,并结合刑法分则条文个罪行为特征,从而准确认定行为本质、犯罪事实。
(二)从共性到个性,认清个罪证据特性,正确把握个案证明标准
我院办理的李某某涉嫌强奸罪一案中,案发时间为2008 年,李某趁被害人谢某丈夫外出之际,在谢某家中采取推、拉、按等方式,先后四次将谢某强奸,但是由于该案被害人谢某具有听力语言残疾,被害人丈夫不在家,2009 年谢某才向派出所报案,且因多种缘由,公安机关于2010 年才立案,报案立案均不及时导致本案无法及时固定证据。尽管李某某不供述其犯罪行为,但是考虑到强奸案个案证据的特殊性,不能片面强调证据的质和量,结合本案被告人智力体力远胜于被害人的特殊情节,符合“两个基本”要求,本案最终在较一般案件证据证明标准低的情况提起公诉,我院认定李某某构成强奸罪的公诉意见被三级法院采纳。
共性是指不同事物的普遍性质,个性是指某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特殊性质。共性和个性是一切事物固有的本性,每一事物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共性决定事物的基本性质,个性揭示事物之间的差异性。刑事诉讼法对证据概念和种类、质量要求作了明确规定,但刑法规定的每个具体罪名又是千差万别,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办理证据质量不高、认定事实有分歧的刑事难办案件时,既要看到证据的共性,更要看到证据的个性,在个案中单个证据的三性、证据的质和量也略有不同,不能单纯强调证据共性,对证据的质和量有过高的要求,导致难以认定事实。特别是强奸案中的证据是比受贿案还要“一对一”,甚至本身就没有其他旁证,必须需要注重个罪的证据特性,结合个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正确把握个案的证明标准,准确有力地指控犯罪。
(三)从个性到共性,联系类案特征和犯罪概念,依法正确适用刑法
我院办理的一起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案中,罗某某、杨某某、陆某某等300 余人,堵断电站施工现场公路,阻扰施工车辆正常进出,造成电站无法正常施工。该案件危害结果和社会危害性显而易见,但是犯罪嫌疑人的客观行为比较温和,未对人或物表现出暴力、胁迫等典型扰乱社会秩序行为,导致行为与结果之间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难以认定,从而难以认定犯罪事实。然而,从同类犯罪的构成原理和证据的共性的角度来看,“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与“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交通秩序罪”同属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该类犯罪实质侵犯客体为有序、稳定、连续的社会管理秩序,具有较强的管理性、政治性,行为手段的温和或者暴力与犯罪的构成无关。结合该案证据认定的事实,该案罗某某、杨某某、陆某某的行为实质上致使正常的社会秩序走向混乱,与电站无法施工的危害结果之间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符合刑法条文的立法本意,本质上构成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
从微观、中观、宏观来看犯罪表现的三个不同层面,微观是个案的犯罪构成,中观是类案同类客体和类案特征,宏观是犯罪概念及特征,三者分别体现了犯罪表现的个性和共性的关系,特别是中观的类案犯罪行为的本质具有侵犯同类客体的共性。在办理非常规、非典型、定性有难度的刑事难办案件时,特别是涉众性、聚众性犯罪时,既要看个罪的犯罪构成,还要结合同类犯罪的共同特征,同时还要考量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将这三个角度结合起来,从个案特性到类案的共性,联系类案犯罪行为的本质共性,依法公正适用刑事实体法律规范。
(四)从配合到制约,遵循诉讼规律,及时补强证据
我院办理的一起猥亵儿童案件中,被害人陈述、相关证人证言、鉴定意见等主客观证据均指向犯罪嫌疑人实施了猥亵行为,但是犯罪嫌疑人在审查起诉环节以侦查阶段受到刑讯逼供为由否认实施犯罪行为,使案件证据不能闭合、不能形成完整链条。我院在审查起诉环节中,严格认真审查证据,对相关侦查人员进行了调查,排除具有可能存在非法取证的情形,并使用侦查阶段录音录像作为证据补强了犯罪嫌疑人供述,最终确保证据的证明能力和证明力,使整个案件形成完整、闭合的证据链条,积极提起公诉,为庭审工作做好坚实后盾。
公检法在刑事诉讼中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从刑事诉讼流程来看,公诉机关对侦查机关移送的案件,其职责具有天然的审查性,这种制度设计体现诉讼规律,并不影响“大控方”的配合关系。对公安机关移送的证据材料,必须应认真逐一审查甄别,对于不具有证据能力或证明力的证据,必须坚决予以否定,不带病起诉。而对于关键证据存在瑕疵问题的难办案件,必须及时补强证据数量、质量和证据证明体系,使全案证据在实质上闭合,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达到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积极公诉,确保诉得出的公诉案件判得了。
(五)从法律逻辑到社会效果,注重结果检验,实现法律、政治、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我院办理的郭某某受贿、滥用职权案中,涉及到两笔滥用职权事实,我院提起公诉。起诉后,法院认为其中一笔本该用于甲项目的资金而用于性质相似的乙项目,不应当认定损失。辩护人提出另外一笔虽然应由项目公司出资而实际上国家出资,但并没有造成现实损失,是真实用在项目上,客观上也发挥了扶贫作用。从法院观点看,国家左口袋的钱装到右口袋,不应当算是国家损失;从辩护人观点看,不管是资金来自国家或项目公司,只要用途正当且没有实际损失,就不能算是损失。
然而,结合郭某某将甲项目资金用于乙项目、甲出资而由乙出资的背后意图,其改变资金的用途和出资来源不仅从开发商处得到该笔资金的回扣款,而且实质上滥用职权,并给国家造成了损失。因此,我院坚持认为郭某某该滥用职权行为在实质上给国家造成了损失,是典型的渎职行为,最终法院判决认定的事实与起诉的事实一致。该案公诉的成功不仅遵循了法律内在的逻辑与价值,更符合社会情理,顺应民意,让以权谋私、滥用职权的被告人得到应有惩罚,做到了法律效果、政治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在中国司法实务界,不仅法院坚持法条主义作为一种裁判方法时,而且在检察机关面临法律适用问题时,往往也坚持法条主义。“法条主义”也可以称为“法律形式主义”,强调制定法的重要性,注重逻辑推理,其实行的前提是存在一个完善且明确的法律体系,在法律适用过程中坚持司法三段论作为逻辑推理工具,并要求司法者完全忠实于规则,不允许超越法律规则。然而,正是机械地适用这样的司法三段论逻辑推理,可能在某些难办案件的处理中会得出一个荒谬甚至错误的结论,难以被社会大众所接受。渎职犯罪的社会危害大多远远大于贪贿犯罪。有如上述案例中,没有实际损失的损失不是损失,不揣腰包的渎职犯罪就不是腐败,显然不利于打击渎职犯罪,最后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政治效果都不会好。检察机关在公诉工作中,不仅要遵循法律规范,维护法律的权威,重视逻辑推理,还要注重从哲学、政治学、社会学角度考量情理因素、结果效果导向,注重法律与情理相结合,实现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政治效果的有机统一。
(六)从法律到政策,落实宽严相济,注重法律适用价值判断
我院办理的一起开设赌场案中,承办法官认为,为赌场望风、指挥车辆停放以及开车接送赌客的外围人员,每天只获得一定报酬,其本身不是以营利为目的,根据宽严相济政策,其行为不构成开设赌场罪。我院检察官认为,明知他人开设赌场,参与赌场管理并领取固定工资的为赌场望风者、指挥车辆停放者以及开车接送赌客者,恰恰是熟悉情况的当地人,为不太熟悉情况的邻县人开设赌场提供了直接帮助,虽然主次有别,但在定性量刑上严要依法、宽要有度,从维护本地公序良俗角度和从公正正义的价值判断考虑,应当认定为共犯,从轻量刑。最终法院对我院起诉的28 人全部作了有罪判决,并在量刑上进行了区别,不仅符合宽严相济政策,同时狠狠刹住了“三不管”偏远山区聚众赌博的歪风邪气,在当地产生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刑事法律规范与刑事政策的关系具有多维性、层次性,从刑事司法的角度讲,刑事法律是关于犯罪、刑罚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在我国犯罪与刑罚必须由法律进行规定,刑事司法政策必须以现行刑事法律规范为依据,刑事政策的价值判断不能超越法律规范的价值判断。在法律适用的过程中,以刑事法律为依据、刑事政策为指导,法律是刚性的,而政策是柔性的,起辅助作用,刑事司法政策的价值判断难免介入刑事法律规范的适用过程。在办理刑事法律规范局限性、滞后性、语义模糊性导致的刑事难办案件时,检察机关不能仅仅依靠刑法规范认定案件事实,应注重结合刑事司法政策的价值判断取向,探究刑事法律适用的价值判断,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落实宽严相济,严要依法,同时宽要适度,最终实现实体公平正义。
(七)从内部到外部,加强沟通协调和请示汇报,努力减少刑事难办案件认识分歧
我院办理的常某某等人销售伪劣产品案中,常某等人从辽宁省海城市购买假医疗器械产品“寒痛宝”,以“先销售后付款”的方式向药店、诊所提供少量产品,后雇人扮“托”向药店、诊所购回少量“寒痛宝”产品,然后再冒充建筑工地老板向药店、诊所谎称需要购买大量“寒痛宝”,最终药店诊所在被告人处进购大量产品,导致损失,我院以涉嫌诈骗罪起诉。在公诉过程中,法院一种意见是有诈骗故意无诈骗行为不能认定为诈骗罪,另一种意见是涉嫌销售伪劣产品罪,但无鉴定意见也不宜认定。经列席法院审委会,我院认为医疗器械产品是具有更高质效要求的特殊产品,“寒痛宝”是明确假医疗器械产品,更是伪劣产品,这是一个常识推论无需鉴定结论,及时提出变更起诉罪名为伪劣产品罪定罪,双方达成共识。但法院随后又书面请示中级法院,我院遂及时请示分院,最后中院、分院协商决定以伪劣产品罪定罪量刑,虽然没有达到诉判一致的目的,但避免了无罪判决、撤回起诉的结果。
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检察机关是上下级领导关系,必须遵循检察一体原则,基层院在办理刑事难办案件时,应当因案因人因时因地制宜。首先,依法充分应用、穷尽本院内部质效控制机制,在强化员额检察官司法责任制的前提下,也可指定合适检察官或检察官办案组办理难办案件,发挥检察官联席会、专委专家咨询小组指导作用,发挥分管领导、检察长、检委会层级审批决定领导作用,把问题和不足消化内部。其次,遇到问题及时向上级检察机关逐级报告或请示,一方面请求把关定向,严防冤假错案和质效不高案件,另一方面依靠上级领导和业务指导,固强补弱、争取支持。再次,适当运用外部沟通协调机制,依法听取辩护人意见,听取法学专家意见,党委政法委及政法部门的意见建议,特别是法院法官的意见,减少甚至消除事实证据认定和法律适用方面的认识分歧,努力达成共识或求大同存小异。适用外部机制与法院沟通协调案件时,应当注意严格把握证据标准和法律规定,体现司法机关之间“相互配合”原则之时,将案件讨论停留在化解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意见分歧层面,切不可以协调之名“制造”冤假错案。
(八)从实体到程序,注重司法技术,实现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公平正义
我院办理的王某某、李某某盗窃案时,王某某控告侦查机关对其讯问存在刑讯逼供行为,经讯问王某某、调取看守所入所检查记录、调查侦查人员之后,我院认为王某某受到刑讯逼供属实,应当对王某当时的讯问笔录进行排除,并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虽然这次非法证据排除并不影响实体定罪定刑,但坚持了实事求事原则,体现了程序公正,王某不仅没有质疑全案的司法公信,反而认罪悔罪态度还比较好。我院办理的一起受贿案件中,辩护人提出被告人在纪委与反贪局联合调查过程中受到疲劳审讯和威胁,对部分受贿事实的供述应当予以排除。我院并没有一味认可辩护人的意见,而是启动了非法证据调查程序,并向证人核实案件事实之后,认为侦查过程中的一系列措施并不能达到刑讯逼供的程度,不足以让被告人作出虚假的不符合事实的供述,且被告人的供述能够和行贿人证人的言辞证据相印证,最后得出该案办理程序不足以导致实体上的不正义,并且在法庭上充分举证质证、释法说理,法院将该笔受贿事实予以认定。
现代法治中,刑事案件的公平正义包括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刑事实体和程序规范不同的法律关系,但是二者又有共同的价值追求——公平正义。司法实践要求坚持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并重,特别是在办理刑事难办案件时,检察机关的公诉工作不能偏向于程序正义或者实体正义某一方,忽略程序正义不仅得不到实体上的公平正义,往往还会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同时,一味注重程序正义忽略实体正义,也会本末颠倒,无法实现实质上的公正。公诉工作要坚持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注重司法技术,彰显司法公正。司法技术是一门实践学问,也是司法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运用司法技术是使纠纷解决方案不仅尽量符合法律要求,而且能够让当事人接受;也不仅仅是司法者所认为的公正,还需要让当事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知之而为之,知之而善为”。要注重运用法律解释方法,加强庭审和法律文书释法说理,进一步推进检务公开,以公开促公正,公开公正促公信。既熟知现行实体法规定,还要熟悉历史的方法、比较的方法,运用好宽严相济政策,处理好法律效果和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的统一关系。值得一提的是,程序法规定必须得到严格执行,不可“宽严相济”打折扣,司法礼仪、司法威仪也必须在办案过程中得到体现,这些是最基本、最简单、最有效的司法技术,是实现当事人看得见公正的有效途径,也是培养和造就检察官正规化、职业化、专业化的最好路径。
四、小结
综上,“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市检察院提出的“把案件办准办好”基本要求和司法办案“三重境界”,是具体落实依法治国、法治改革、公正司法的重要举措,更是提升公诉工作品质的有效途径。面对刑事难办案件给公诉工作带来的困惑,公诉方法的研究是对“把案件办准办好”及“三重境界”的积极回应。公诉工作特别刑事难办案件公诉工作,要坚持“六个并重”司法理念,坚持证据裁判原则,积极适应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改进司法办案方式,重视一审、庭审及庭审前审查起诉工作,注重司法技术,彰显刑法司法案件公平正义。笔者在界定刑事难办案件和分析刑事难办案件成因的前提下,从犯罪行为的现象和本质、共性和个性案件定罪的证据标准以及实体法律适用、公检法的刑事诉讼关系以及检察机关内部机制、法律逻辑、法律价值判断、程序实体正义几个方面出发,结合案例各有侧重地总结了基层检察机关针对刑事难办案件的公诉方法,以期对基层检察机关处理疑难案件提供一定的解决路径,减少或有效避免无罪判决、撤回起诉等公诉案件质量问题。特别是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背景下,基层检察院要严格落实各级检察官的司法责任和责任担当,不仅需要员额检察官、副检察长、检察长、检察委员会依法担当、审慎担当,而且要敢于担当、善于担当;不仅要办准还要办好,不仅“明辨是非、定分止争”还要“息诉罢访、案结事了”、“促进管理、创新治理”;不仅让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及决定审批人员认为是公平正义,让当事人看得见公平正义,也要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公诉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程晋意 重庆市武隆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浩 重庆市武隆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